回避打工經歷，好像那是一個人生命里的傷疤
（本文摘自《遷徙記》，安寧 著，作家出版社）
打?工
秋收一結束，村子里便只剩了老弱病殘。那些健壯的男人們，能說會道、見過世面的小媳婦們，心靈手巧的女孩子們，想要學個手藝掙錢娶媳婦的男孩子們，全都扛了蛇皮袋裝著的簡單行李，涌到城市里去打工掙錢。等到人都離開了，沿著村子里的大道走上一圈，會覺得空蕩蕩的，連狗似乎都只剩了皮毛黯淡的老狗，趴在地上，有氣無力地看一眼路人，很沒意思地叫上幾聲，便沒了聲息。
鄰居家胖嬸的女兒艷玲，比我還小一歲，卻比我去過的地方都多，當然，在母親的口中，她已是能為家里分擔煩惱的“女勞力”了。而我，還在讀初中，很沒出息地連飯錢都要向母親討要。艷玲已經過繼給大爺家的妹妹煥梅，更是生猛潑辣，那一年她也就十四歲吧，見到開卡車來村子里挑選女工的老板，她圍著人家說了一大堆的好話，就差一點給跪下了，但還是無濟于事。等到那老板已經將車發動起來了，那煥梅一個箭步沖上去，拉住卡車的后車廂，掛在上面，再不下來。老板從后視鏡看到煥梅一臉想要出去闖蕩世界的執著勁，終于心一軟，將煥梅給收留下來。當然，自此之后，能夠掙錢的煥梅，又被胖嬸費盡心機，從艷玲大爺家里給討要了回來。
我那時候和母親一樣羨慕艷玲與煥梅姐妹，想著她們在我從未抵達過的城市里，一定活得開心極了，不像母親一輩子都沒怎么出過遠門，去城里趕一趟集，都喜氣洋洋的，好像出了國一樣，而且母親還一定會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也不知道是給誰看。所以我們想象中的艷玲與煥梅，會在下班后，在城市里逛逛街，下下館子，看看電影，喝喝花酒什么的。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樣子的呢，我始終想象不出來，也就只能憑借著打工回來的村人們的描述，朝那枝干上添加鮮綠飽滿的色彩。
我因此恨自己長得太慢，或者抱怨自己究竟何時能夠將書都給讀完，通過高考飛出去看一看呢？而母親也常常朝我嘆息：你什么時候才能夠給你爹媽掙一大把錢回來啊？我總是帶著濃濃的醋意安慰母親：艷玲和煥梅掙錢也就一時，等她們出嫁了，看還怎么給家里寄錢花，我考上了大學，就可以一輩子給你錢花呢！母親白我一眼：說的比唱的好聽，誰知道你考上了大學，又飛到哪兒去了呢！
是的，打工和考學是整個村子里的人們，飛到外面世界去的非常重要的通道。而在很多的村人看來，讀書的付出，無疑太過漫長，漫長得好像沒有邊沿一樣，而且，能不能在十年苦讀后，見到回報，也是一件不一定的事。所以他們更愿意選擇可以立竿見影的打工的方式，將孩子們早早地就送出去，而后在半年或者一年后，去銀行里將折子一劃，便可以收到一筆豐厚的兒女寄來的收入。
母親養我們三個孩子沒用，又怕姐姐跑太遠打工心變野了，將來找個婆家人家都不要，所以她也只能委派父親外出打工，掙一些零花錢。
父親第一次跑出去打工，是被村里代雨給忽悠去的。代雨去山西挖煤，回來大講那邊怎么能掙錢發財，父親在一旁閑聽著，不知不覺就被吹得天花亂墜的代雨給打動了心思，想著去賭上一次，發一筆財，而后回來做一些小生意，發家致富。在代雨的嘴里，山西遍地不是烏黑的煤，而是耀眼誘人的金子。只要一腳踏上去，想不沾點金子出來都難。而且挖煤還毫不費力，全是機械，人坐在干凈的礦車里，按一下開關，就平穩地下到了礦底，而后吊車一啟動，煤就全進了筐，人呢，好像就負責看著，裝滿了往外運輸。那現代化的挖煤方式，讓父親覺得像共產主義馬上要實現一樣，溢滿了希望與光芒。
父親懷揣著一股子理想主義的激情，跟代雨上了路。臨行前母親蒸了一大鍋饅頭，讓父親帶上。父親就帶了幾個，然后信心滿滿地說，等我回來，咱們天天吃面包。我努力地咽了一下口水，想著課本里見到的面包的樣子，真希望明天一覺醒來，父親就帶了一大包面包，笑瞇瞇站在我的面前。
我幾乎從此每天都站在巷子口，張望一下父親來時的那條路。那條泥路的盡頭，是一條通往外面世界的公路。代雨和像代雨一樣外出打工的男人們，就是從這條公路上消失掉，而后將錢寄回家的。那么父親肯定也會從這條路上，帶著面包回來。那時候我會昂首挺胸地在小伙伴面前炫耀面包的滋味，還裝作有意無意地將父親可能送給我的新文具，帶在身上，讓小伙伴們看到了，發出一聲讓我心滿意足的贊嘆。
我還時不時地在小伙伴面前，朝人炫耀，炫耀父親出去打工，很快就要回來了，打工的山西，遍地都是黃金，父親只是隨便去撿拾一些金子回來的。母親也跟我一樣，掩飾不住內心的喜悅，遇到有同去打工的，會變相地夸父親一句：我們家那口子，也出去了，年底回來，也不知會累瘦了沒。別人聽了，就笑嘻嘻地讓母親的虛榮心膨脹一下：哪會瘦了呢，都說山西挖煤的，有錢的很，在外面吃好喝好，肯定變胖了吧。母親聽了心里喜滋滋的，好像真的見了變胖了的父親一樣，輕飄飄地回家做飯去了。
父親在我和母親這樣朝人夸耀了半年之后，終于回來了。他回來的那天，毫無征兆，我和母親吃完了晚飯，乘涼到星星稀了，便要關了燈打算睡覺。剛剛插上門，就聽見有人在敲鐵門。那聲音有些不太自信，很低，但卻非常持久，一下一下地，敲得讓人有些心慌。母親一下子從床上站起來，朝窗外看了看，當然什么也看不見。我給母親壯膽，說：娘，我拿手電筒，跟你一塊去。我沒敢說去看賊，盡管我心里其實怕得要死。母親大概也怕吧，否則不會點點頭，示意我跟在后面。
離門口還有幾米遠的時候，母親用明顯發顫的聲音壯膽問道：誰？！門外停了片刻才小聲回復道：我。母親有些猶豫是不是父親，但還是走過去，從門縫里看了一眼外面的人。等到母親打開門后，看到父親站在面前，還是不太能確定那個蓬頭垢面、胡子拉碴的男人，就是父親，是我喊了一聲“爹”之后，母親才忽然哭了出來：你怎么混成他媽的這樣了？！父親沒吭聲，將門鎖上，提著去的時候那個黑色的破書包，灰溜溜地進了家門。
打開燈后，母親還是給父親打來一盆水，讓他洗漱。父親好一番刷牙洗臉刮胡子，又將臟衣服給脫了，找出干凈衣服換上后，才不耐煩地對一旁嘮嘮叨叨的母親丟一句：睡吧，我累了，明天再說。
我和母親一心一意期待著的見面，當然不是這樣的，在我們的想象中，父親是榮歸故里，而不是像現在這樣破衣爛衫地走進家門。他還會用尼龍袋裝滿我叫不出名來的水果，給我買一堆的漂亮玩具，母親的衣柜里，也會多出幾件時髦的衣服來，讓她在村子里走上一圈，收獲一籮筐女人的嘖嘖贊嘆聲。而且父親一定是在白天所有人都出門的時候，氣宇軒昂地走進村子里的，而不是見不得人的小偷一樣，選擇在夜晚溜進家門。
這些疑問，而今不用再問，也能從父親落魄的容顏里窺出一二，這一次出門打工，父親被人騙了。果然，第二天，父親心情好一些了，才愧疚地將進了黑煤窯的事情，講給了我們。想著父親差一點就丟了性命，再也無法回來，我和母親心一軟，也就原諒了他。但對夸耀山西煤礦的代雨，母親還是狠狠地給罵了一通，尤其在他登門看望父親的時候，母親差一點將他給關在門外。
我是在很久之后，父親回憶年輕時崢嶸歲月的時候，才從他口中得知關于山西的只言片語。父親那時已經可以平淡地講述這段經歷，提及在煤窯里生活的艱辛，推車俯沖而下的時候，差點一頭栽進深不見底的煤窯里，再也爬不上來，父親的臉上，看不出太多的難過。他甚至還輕描淡寫地告訴我們，他和代雨逃票下車后，想去鎮上澡堂里洗個澡的，但捏一捏口袋里薄薄的一張紙幣，還是忍住了。那一張紙幣，在臨近村子的時候，被父親買了一斤橘子，放在了破舊的書包里。我沒有告訴父親，那一斤橘子的味道，我其實一直念念不忘，酸的，澀的，讓人忍不住蹙眉的，但我卻努力地吃了兩個橘子，并咧開嘴巴，告訴父親，橘子真甜。
父親再想起打工這一檔子事來，他已經五十多歲了。只不過，這一次打工，是在縣城，而不是遙遠的山西。那時村子里早已有了蕭條破敗之氣，很少有人再靠種地為生，大家都紛紛像候鳥一樣，種完地便離開村子，去往北京上海或者廣東。或者為了兒子能有個媳婦，跑去城郊買一個小產權房，而后騎著三輪到城里去做生意。更有人直接將地給了別人，全家都搬遷至縣城。父母始終舍不得將七畝地扔掉，也就開始了在縣城租房子打工的兩地奔波的生活。
父親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園林所里打掃衛生，工作看似清閑，卻沒有多少時間可以回家勞作。后來無意中他幫園林所疏通了一次下水道，便走上了專門幫人疏通下水道、更換馬桶的路子。這條路不需要老板，不需要多少技術，只要有體力，有耐心，有吃百家飯的勇氣，能夠將小廣告似的手機號碼，貼遍大街小巷的墻壁，讓人能夠一眼便可以窺到，而且城管還無法將號碼給刮下來，那就能夠在縣城里，時不時地有活可干。當然，有時一天很忙，東奔西走，能將縣城繞好幾圈，有時，一天手機的兩個號碼都靜悄悄的，枯坐著讓人等得心煩。母親是急性子，在家里看著父親無所事事，常常會著急，做飯也做得沒有興趣，一不小心，就將飯給燒煳了，或者心不在焉地放了兩次鹽在菜里，讓父親呸一下吐出來，罵一聲娘。母親也毫不示弱，于是免不了便是一場戰爭。
那時的我，已經讀了大學，可以免去聽他們毫無意義的爭吵。只是苦了正在縣城借讀初中的弟弟，他一個人在租來的狹小的房子里，不知道是該勸阻還是保持沉默，最后看著戰爭有升級的趨勢，他也就只好躲出去，沿著墻根一直走，走到一個養魚的大水塘附近，在垃圾堆旁邊坐下來，看著渾濁的水發呆。偶爾，有小混混會來誘惑弟弟加入幫派，他人老實，怕，跟他們敷衍幾句，就匆匆走了。最后走來走去，發現沒有朋友可找，只好在破舊的租來的房子門口，坐下來，看著天空發呆。
這樣的生活，在父親的努力之下，慢慢有了改善。五年以后，父親便憑借著自己的努力，在縣城買了一套二層的小產權房，讓全家人自此在縣城立了足。這時的父親，打的工更雜，只要掙錢，他什么都做，他幫人修過水龍頭，搬運過東西，改過下水道，安裝過馬桶，收購過廢紙。他從來不嫌棄那些工作太臟太累。因為父親在城里買了樓房，便被村里人嫉妒，村人嘲諷他干的是挖廁所的臭活，遇到父親還故意做出掩鼻而過的舉止。但父親只是笑笑，什么也不說，繼續在縣城里打工。
吃百家飯，免不了要和形形色色的陌生人打交道。我想父親這一生，結識的人，大概比走南闖北的我要多得多。他遇到過小氣的中學老師，好心的退休老太太，吝嗇的飯店老板，善良的小姑娘，也遇到過賒賬不給還狗一樣沖他咆哮的包工頭。父親很少給我提及這些或許讓他感覺屈辱的經歷，他只是回到家，將安裝完馬桶的手洗得干干凈凈，便一臉倦容地吃飯，或者休息。
只是有一年，弟弟著急中打電話向我求助，才知道父親在縣城打工，原來是這樣不易。是一個做工程的南方無賴，欠了父親疏通下水道的三千多塊錢不還，父親在一年后上門討要，被那無賴矢口否認，還找來兩個小混混，當場給父親一個耳光。母親聞訊后跑過來，本想著幫父親講理，卻讓那小混混拿起棍棒，照頭劈來，將母親一下子打暈在地。父親很快報了案，但因不知道那個無賴的名字，案件進展緩慢。無助之下，弟弟找我，我震驚心疼，找了一個朋友，幫忙催促辦理此案。當我告訴父親，事情會很快解決時，他卻裝出無所謂的樣子，說沒事，別操心了，你忙你的。我差一點哭出來，想要指責父親為何一定要找無賴要錢，而且這樣的活原本可以不做，可是想想父親那時一定不想讓任何人看到他的尷尬與難堪，也就忍住了眼淚，和他一樣，假裝事情并不重要，安慰幾句，就匆匆掛了電話。
最終，父親熬不起打官司的費用和精力，只能同意讓弟弟花三千塊錢，雇請縣城一個專門負責幫人討債的人，去無賴那里討來一萬塊錢醫藥費，私了此事。這些都是后來弟弟告訴我的，父親對我只字不提，我也從來不去問父親與這件事情有關的更多的細節。我們心照不宣地選擇了回避，好像那是一個人生命里的傷疤，只要提起，就會有重新揭開傷疤撒上一層鹽的疼痛。
我想起艷玲與煥梅，曾經對她們在外打工的生活，充滿了幻想。而今這種幻想，完全破滅。我想，在天南海北打工的村人，他們一定有著和父親一樣疼痛屈辱的經歷，只是，他們也和父親一樣，選擇了沉默，只將那光鮮的一切，展示給人。就像，那一年父親從山西逃回家里，選擇在鎮上躲過白天，趁著夜色才悄悄溜回村子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