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工會為職工維權提供全程服務的消息接連見諸報端——來自《工人日報》的消息稱，自2018年以來，廣西開始探索在改制重組破產企業中設立工會法律服務律師站，通過源頭參與企業涉及職工利益方案的制定，變“事后維權”為“全程法律服務”。河南省濮陽市華龍區總工會與區法院、區人社局、區司法局共同探索建立職工維權新路子，推出“工會主代、人社主辦、司法主援、法院主審”的職工維權部門聯動機制，工會在職工維權工作中全程當好代理人、代言人，從初始階段的證據搜集，到人社部門勞動爭議調解，再到法院開庭審理，工會作用貫穿維權始終，力爭不讓職工在維權路上單打獨斗。

從個案維權打造工會勞動爭議“全程幫”，到源頭維權提供工會全程法律服務，工會維權服務的實招不斷落地。

以“全程幫”的維權為例，其創新點不少。比如，“工會主代、人社主辦、司法主援、法院主審”的職工維權部門聯動機制，將勞動爭議調裁訴聯動機制的職責進一步細化，銜接更為緊湊，減少了職工維權成本；工會在職工維權全過程充當職工代理人，幫助收集證據，破解職工舉證難；選派工會推薦的人民陪審員參與調解、仲裁和訴訟，發出工會聲音，提出工會意見，幫職工準確厘清法律適用，工會深度融入職工維權進程；列明職工維權路線圖，將勞動爭議處理機制鏈條中各部門相關信息整合在一起，讓職工按圖索驥，不受信息孤島所困，少走冤枉路。

現實中，解決職工與用人單位之間的摩擦、爭議，往往都繞不過勞動爭議處理這個坎：用人單位如果侵害職工合法權益，職工需要通過勞動爭議處理機制維權；職工如果動了用人單位的“奶酪”，用人單位也要通過這個機制追究職工的責任。因此，適應勞動關系運行規律，打造符合規范性、規律性，契合職工維權需要的工會維權機制就成為工會法律工作的必須。

而在諸多的勞動爭議案中，最讓職工煩惱的事，就是取證難、維權時間長、成本高。由于取證難，一些職工被迫放棄了討說法，一些原本有理的職工最終敗了官司，還有的職工為了取證而不能及時另謀他就，造成了家庭生活困難，甚至有少數職工采取極端、非理性手段維權。

工會為職工提供全程法律服務，工會以“娘家人”身份和職工一起研究維權難點、解決維權痛點，和人社、法院等部門聯動解決職工維權堵點，職工維權就可以少走彎路。工會從職工的角度，將維權的著力點從事后延伸到事前，從職工申請法律援助被動幫扶到主動深入到職工維權第一線，大大提升了維權力度。在這樣的維權機制中，“娘家人”的身影處處閃現，這就相對減少了職工與用人單位的“撕扯”，發揮出工會組織的應有作用。

“哪里的職工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會就要站出來說話”。工會“全程幫”這類創新職工維權機制的做法，對于各地深化職工維權服務的改革，具有積極的啟示意義。

創新職工維權機制，要立足現實針對性，從解決職工維權的薄弱點破題，從職工最需要幫助的地方入手。不同地方的工會面臨著不同的職工維權環境，在維權聯動機制方面已經構建起完整鏈條的地方，需要著重解決維權機制運行中的老大難、“硬骨頭”，針對個性化問題補短板；在維權聯動機制建設方面尚不系統、不完整，職工維權漏洞較多、難點較突出的地方，就要針對普遍性問題想辦法、出實招。以為職工維權服務的實際成效為標準，打造出具有本地特色、契合職工需求的維權機制，無疑會大大提升職工對工會的滿意度，切實增強工會的向心力、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