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發展，假新聞也隨情境變化衍生出新的變種。其中，有旅游博主發現自己的照片被移接成“廣州女毒王”，在網絡上被大量轉發；也有營銷號被曝為吸引流量炮制數百篇“疫情下的××太難了”雷同文章。假新聞制造者利用人們的獵奇心理和信息不對稱，販賣、觸發社會焦慮和恐慌，給社會秩序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仔細分析疫情期間的假新聞，可以發現，其中有不少以受眾情緒為“杠桿”，通過觸發情緒進行病毒式傳播，從而實現眼球經濟背景下的商業目的。令人遺憾的是，這種利用傳播學規律的做法，往往十分有效。

首先，訴諸情緒能夠減少受眾核實信息來源、質疑新聞真實性的動力，客觀上降低了假新聞傳播的成本和阻力。一些假新聞看似在陳述“事實”，可是無論是在表達方式還是內容選取上，都被嵌入了一種觀點傾向，也刻意挑動著某些特定情緒。正如安妮·杜克在《對賭》一書中所說：一些信念一旦被確立，就很難去除。已經得到強化的情緒和信念會使我們選擇性接受新聞，而較少去質疑證據的有效性。

比如，在郭某鵬等一些隱瞞接觸史的真實案例被報道后，公眾已經形成了對此類不負責行為的擔憂和憤怒情緒。此后不少“毒王”假新聞與真假信息拼湊而成，迎合和激發著此類情緒。

與平時相比，人們在疫情期間的情緒本來就有較大波動。焦慮、恐懼、憤怒等負面情緒很容易被不法者利用和消費。社會上固然存在少數不負責的疫情擴散行為，但是，假新聞的炮制和傳播將個例普遍化，引發了不必要的恐慌和對立情緒。

與此同時，隨著受眾越來越多地從社交媒體上獲取新聞，人們在接受信息本身的同時，往往會伴有社交“好友”轉發時的評論，從而影響了自身對新聞的獨立判斷力。此時，受眾很容易身陷“朋友圈幻覺”之中，被較為同質化的群體性情緒感染，降低對假新聞的警惕。

以情緒為“杠桿”的可怕之處還在于：與專業平衡的新聞報道相比，它們有時更容易激發受眾轉發、評論的沖動，從而擴大了假新聞的傳播力和影響力。正如媒體人周軼君所說：與平衡的聲音相比，反而是越偏激的聲音跑得越快，因為它會引起情緒，而社交媒體的本質，就是傳播一種情緒。數據上的“好看”，也使“標題黨”“假新聞”顯得有利可圖，進而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回顧歷史，我們可能會失望地發現：假新聞就像是一種久治不愈的“疑難雜癥”，它會隨著技術和平臺的變化而不斷迭代，對它的治理似乎難以畢其功于一役。不過，盡管表現形式千變萬化，假新聞對于受眾心理和情緒的利用機制卻并無大的差別。隨著假新聞“騙術”更加復雜和隱蔽，要想更有效地與其斗智斗勇，就需要社會各方從其制造和傳播機制入手，合力應對。

一方面，要進一步壓實平臺責任，靈活、及時地予以審核，建立事實核查和辟謠平臺，減少虛假消息的誤導。另一方面，也要依法嚴格監管，完善相關法律法規，使假新聞不因“制造成本”過低而泛濫。

面對假新聞制造者為人們“量身定制”的情緒“病毒”，受眾也有必要加固自身的心理防線。盡管要求受眾事事都去核查并不現實，但還是可以從識別典型的套路入手，培養對各類新聞的合理質疑能力。比如，在接收一條內容聳動、引起強烈轉發沖動的信息時，我們不妨先問問自己：我的情緒是不是被利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