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北京市十五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召開，聽取關于提請審議《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修改〈北京市市容環境衛生條例〉的決定（草案）》的議案，擬規定對隨地吐痰、便溺，亂丟廢棄物，亂倒垃圾等行為的罰款額度由20元以上50元以下，提高到50元、情節嚴重的200元。 

對于隨地吐痰，民間有著各種各樣的梗。在改革開放初期，很多人對于城市化和城市文明的第一印象，就是從隨地吐痰罰款開始的。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且不說隨地吐痰對城市形象造成的破壞，單就其傳播疾病的危害性，與更加重視健康和文明的社會氛圍也是格格不入，向隨地吐痰宣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更加凸現了出來。

文明有時是罰出來的，治理隨地吐痰也是如此。網上曾流傳一個段子，有人隨口吐痰，被罰款20元，結果掏出一張百元鈔票，說道“再吐四次，不要找了”。讓人苦笑之余，暴露出一個事實，那就是過低的處罰，如同毛毛雨一樣，根本起不了什么痛感。而不能起到痛感的罰款，等于不罰，最起碼沒多大意義。

“罰得重”顯然是“罰得痛”的重要內容。2003年“非典”之后，不少城市都出臺“禁痰令”，除了進行廣泛的宣傳教育，還出臺了力度不等的罰款措施，如長沙定為處以20元至50元不等罰款，上海規定處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罰款。17年過去了，情況又是如何？當年實施“禁痰令”的城市，現在還有多少仍在嚴格執行？

“禁痰令”的最大問題，就在于執行難和堅持難。在城市街頭，尤其是在人群之中，在一些隱蔽角落，想要及時“揪出”隨意吐痰者，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即便發現了吐痰者，從提出處罰到完成處罰，也往往會經歷一番周折。包括禁止吐痰在內，文明習慣的養成非一日之功，即便短時間不惜成本，發動大量志愿者上街，也會面臨成本過高、后續乏力的問題。

一項處罰要想發揮最大作用，既要重罰也要“常罰”，而且往往是“常罰”比重罰更重要。任何一種處罰，在程度上都是相對有限的，不可能無限提高，而再高的處罰，如果成為落不下來的靴子，都不會起到應有的約束效果。正如汽車在道路上行駛，不遵守交通規則就要扣分罰款，可如果違章百次只那么“中獎”罰一次，還會有多少人把規則當一回事？

因此，治理隨地吐痰既要重罰，也要“常罰”，真正讓隨地吐痰成為一種“高風險”行為。可以借鑒治理交通違法的經驗——在現代城市，交通行為多樣且復雜，哪怕把再多的交警派上馬路，相對于不斷增長的車流都是不夠的。現在交通執法已經走向智能化，通過先進的交通設備構筑起天羅地網。治理隨地吐痰，也要充分發揮攝像監控等先進設備的作用。此外還可以考慮協同作戰，比如實現跨部門聯動，把現有路面人力資源全部用起來，對現代化手段共建共享。

城市治理是一個系統課題，治理隨地吐痰也要有系統思維，要將其納入城市治理的大框架。如果能夠充分調動起現有的路面資源，充分發揮出現有技術設備的作用，就能通過重罰和“常罰”做到“罰得痛”，推動市容環境衛生實現質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