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期間，居家遠程辦公受到勞動者的青睞，不過，居家辦公在有的地方和單位也產生了一些勞動爭議。今年上海“兩會”期間，上海市政協總工會界別委員常朝暉、王厚富、張寧共同提出，盡快對居家辦公這一新工作模式予以立法規范。（2月1日《工人日報》）

疫情一度催熱了居家辦公需求，在去年疫情高峰時段，有不少勞動者選擇或被安排居家辦公。進入疫情防控常態化階段后，生活生產秩序也進入常態，居家辦公的現象明顯減少。但由于疫情頑固，難以被徹底消滅，尤其是到了冬季更是處于零星散發狀態，因而，疫情防控的壓力會時不時地給某些地方、某些單位、某些勞動者的居家辦公加加熱。實際上，隨著智能技術的不斷進步以及人們勞動觀念的不斷轉變，居家辦公的條件越來越成熟，氛圍越來越濃厚，居家辦公符合勞動關系多元發展的需求，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然而，對于現行勞動法律體系而言，居家辦公還是一個新生事物。居家辦公模式的表現形式、特征等與勞動法律法規調整的傳統辦公模式有很大差別，可以說，勞動法律法規的發展已經滯后于居家辦公模式的發展，居家辦公的勞動關系、法律關系等在勞動法律法規中大都處于空白、模糊地帶。如此，對于居家辦公性質的界定、工作的考核監督、工作秩序的維護和勞動者權益的維護、糾紛處置等就缺乏明確的依據、標準、規范，勞動者和用人單位也容易出現爭議。近年來，圍繞居家辦公產生了不少勞動糾紛，有的勞動者在居家辦公或靈活辦公期間遭遇工傷，甚至死亡，工傷認定過程一波三折，引發社會關注和熱議。

居家辦公也是辦公，也是一種勞動。依法規范居家辦公，符合新型勞動關系發展的需要，也符合勞動法律關系發展完善的需要。將居家辦公引入法治軌道，讓居家辦公成為“依法辦公”，有助于用人單位規范用工管理，有助于勞動監察部門、仲裁機構、人民法院以及工會等公平公正地處置勞動糾紛，有助于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有助于呵護居家辦公模式的健康發展。

立法機關或其他有權機關應將居家辦公納入立法考量和計劃范圍，通過立法、修法或出臺相關細則、解釋等方式，對居家辦公模式進行法律調整與規制，明晰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的權利與義務，明晰居家辦公的法律性質、表現形式、類型和特征。同時，把與居家辦公有關的勞動關系歸屬、績效考核、辦公秩序維護、薪酬發放、工作時間以及工作場所界定、勞動保護、工傷認定、爭議解決方式等問題都映射到法律法規中，給用人單位制定規章制度以及實施管理行為、勞動者維權博弈、勞動監察、司法裁判等提供依據。

居家辦公成了“依法辦公”，對于用人單位和勞動者雙方而言既是責任，也是機遇。居家辦公“法治化”，意味著勞動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勞動環境的進一步優化，勞動保障的進一步強化。在有法可依的語境下，用人單位圍繞居家辦公的管理行為會更有針對性、合理性和規范性，勞動者的心里也有了更多底數，在居家辦公時就會更加踏實與從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