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代表委員的議案提案中有許多都是“育”字當頭，同生育、養育、教育等高度相關。

中國過去幾十年的高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同人口紅利有關。人口出生率持續走低，人口老齡化逐漸加劇，為生育政策的變化帶來了契機。但是，全面二孩的相關政策變動并沒有帶來預期的人口出生小高潮，這就讓生育政策是否需要方向性轉換的問題擺上了臺面。

現實情況下，很多適齡夫妻之所以不愿意生育，同目前的養育成本過高密不可分。無論是入托難、無人照料，還是學區房一房難求和課外輔導“壓力山大”，都讓一些有生育意愿的家庭望而卻步。延長產檢、夫妻同休（產假）等建議，能在多大程度上降低養育成本、激勵年輕人成家生子，對就業、經濟增長等方面有何影響，其效果都有待評估。

如此多的建議都不謀而合地圍繞“育”字展開，足見這些問題長期累積并交疊在一起，的確到了需要更加高度重視的新階段。去年年底，《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養老托育服務健康發展的意見》印發，著力解決老有所養、幼有所育的“一老一小”問題。養老和托育問題針對的對象不同，但都涉及人口的再生產和家庭的整體性。

中國自古以來強調家國同構和家文化。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追求，越來越表現為如何滿足以家庭為核心的生育、養育和教育需求。以人民為中心，就是更加突出人的社會屬性和價值考量，而不僅僅是其經濟屬性和工具意義。眾多城市之所以都卷入“搶人大戰”，原因就在于各地日益認識到人的再生產問題是未來城市活力的主要依托。這也說明推動這些方面的改革可能有更大的群眾基礎，更容易獲得社會的廣泛支持。

對生育、養育和教育等問題的高度關注，同樣引發了人們對如何“育”的熱議。“育”的問題，在不同規模的城市和鄉村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其表現形式和可行的解決方案是大不相同的。“一老一小”的問題帶有跨部門和跨層級色彩，比如養老托育涉及的28個部委、單位和地方各級政府都要協同推進。在政策實施方面，政府的財政投入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更有賴于全社會的參與和推動。這些領域的難題帶有聯動性和整體性的特征，唯有政府、市場和社會攜手推行一攬子的政策組合，才能共同破解問題，避免政策單打一和顧此失彼。去年中央政府建立了資金直達機制，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要建立常態化的財政資金直達機制并擴大范圍。在財政支出方面可以采取類似舉措，將中央財政資金直達家庭，使眾多家庭真正受益。

與“育”字相關的問題有一定的長期性，政策見效也相對較慢。過去各級政府對養老托育重視不夠，同這一工作難以衡量績效和見效慢不無關系。要全面實施預算績效管理，將各級政府收支預算全面納入績效管理，特別是在民生方面政府要“交賬”。目前來看，政府預算的執行情況同政府績效的關聯性還不夠，績效指標仍然是以投入和產出為主，而很少涉及結果和影響。政府不僅要看花了多少錢，還要看花錢的效果如何，特別是各項財政支出有沒有實質性解決問題并有效提升民眾的獲得感和滿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