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末，電影《三大隊》上映。故事講述了21世紀初期，一名強奸殺人的犯罪嫌疑人因被群眾毆打，死在審訊室中。負責此案的三大隊隊長程兵（張譯飾）也連帶入獄，而另一名犯罪嫌疑人還逍遙法外。出獄后，三大隊在隊長老程的帶領下追兇12年，最終協助警方抓獲嫌犯。

《三大隊》的那個年代，還有諸多刑偵題材的影視劇，《便衣警察》《中國刑偵一號案》《重案六組》……熒幕上，這些畫面帶著時代的烙印，成為一批人的集體記憶；熒幕外，這些故事有血有肉，代表一個群體的人生。

2023年12月21日，烏魯木齊市公安局刑事偵查支隊副支隊長劉昶組織三大隊看了這部電影。影片結束后，劉昶難得發了一次朋友圈：三大隊今天去看了一場《三大隊》，配了兩張圖片：一張是電影宣傳海報，另一張是三大隊的榮譽墻。

一份職業做刑警很榮幸

“集體二等功”“集體三等功”“集體嘉獎”“先進集體”……勛章掛滿墻面。三大隊的故事里，少不了劉昶的名字，因為他曾任三大隊隊長。

上世紀末，受影視劇的影響，當警察是許多年輕人的夢想，劉昶是其中一個。1997年，他進入烏魯木齊市公安局。

熱血青年們認為，警察的天職就是打擊犯罪、除暴安良。去刑偵支隊報到的劉昶也未能免俗，不過，他的一腔熱血很快就被潑了一盆冷水。

當年，全市的大案要案都交由刑偵支隊辦理，可調查方法幾乎只有摸排、走訪、頭腦風暴這“三板斧”。

手段傳統，決定了調查工作只能以人力為主導，上世紀90年代，因為一起案件，烏魯木齊市公安局組織全局刑警上百人開展大范圍摸排調查工作，“我們當時在黃河路、揚子江路、珠江路周邊所有的住宅小區挨家挨戶敲門走訪，從夏天找到了秋天，才發現關鍵線索。”劉昶說，那時候用這種方法查案是常態。

經過數十年的打磨，他成長為一名優秀的偵查員。在一次會議上，一位老前輩說，“一個優秀的偵查員，不但要有縝密的邏輯思維和分析能力，還要有克服一切困難的勇氣和決心。”此時，從警多年的劉昶，已經能體會這句話的深意。

能在幾個月找到關鍵線索其實不算太糟，有些案件歷時半年、一年，甚至幾年都看不見轉機。但是，在劉昶看來，就算只有1%的可能性，也要付出100%的努力。

“刑偵，與其說是一份職業，不如說是一種人生。”劉昶說，人生中，最不能丟棄的品質就是善良，刑警也不例外。

10余年前，一名年輕人遭持刀搶劫被害。劉昶帶隊偵破案件，抓獲兇手。案件告破后的幾天，被害人父親來警隊處理后續事宜，提出要見劉昶。帶著幾分詫異，劉昶見到了一位須發皆白的老父親。

“老人緊緊握住我的手，知道是我抓住害他兒子的人，非常感激，想當面謝謝我。”劉昶回憶道，“老人在巨大的痛苦面前，還能記得表達感激，這件事讓我很受觸動。”

另一段回憶發生在2008年前后。當時，劉昶負責調查失蹤人口。一天中午，一位衣衫襤褸、滿身異味的中年男子找到劉昶，稱其父親失蹤多年，他找過很多部門，但因為無法提供父親失蹤的準確時間和地點，得到的答案都是無法調查。聽說刑警隊能查到信息，這才趕來確認。

劉昶絲毫不介意男子身上的味道，讓他坐在自己身邊，一張張辨認已經離世但無人認領的失蹤人口照片。

最終還是沒有找到，男子離開時，劉昶送他到門口。“這么多年，你是第一個聽完我的話，并且認真對待這件事的人，謝謝你，是你讓我覺得無愧于父親，我可以安心了。”

男子的這番話讓劉昶認識到，人民警察的一個舉動，可能會決定一個人的一生。

“這份職業關乎正義能否得以伸張，我很榮幸，是其中的一員。”劉昶說。

從警至今，已經是第27個年頭。2022年，劉昶獲得“全國優秀人民警察”榮譽稱號。

一段經歷辦好小案也能意氣風發

邱沨，時任刑偵支隊二大隊隊長。

1987年，電視劇《便衣警察》上映時，邱沨出生。2008年，他加入公安隊伍。

2011年，邱沨主動要求前往基層刑警隊。他說，當警察就得干刑警，破案就得破大案，那樣才能意氣風發。

如愿來到沙依巴克區公安分局刑偵大隊，邱沨跟著師父劉綱出警，師父的一招一式，他看在眼里，仿佛聽見使命感和榮譽感在召喚。

終于，他第一次真正出現場。

這起案件的被害人和妹妹一起生活，社會關系復雜，警方始終沒能確定調查方向。直到一次走訪時，邱沨和同事向被害人的鄰居詢問其兄妹倆的情況時，卻被反問：“他們，不是兩口子嗎？”

這句話讓幾人頓感有了方向。兄妹倆長期生活在一起，房間每個角落都有妹妹的痕跡很正常，也沒有找到排他性和唯一性證據證明妹妹是兇手。因此，警方早早排除了妹妹的嫌疑。

為什么外人覺得兄妹倆像夫妻，兩人之間還有什么隱藏關系？面對訊問，妹妹三緘其口。邱沨和同事們不斷調整策略，跟她談心，用了一個月終于找到妹妹的作案動機。

原來，妹妹小時候在玉米地里被哥哥侵犯。兩人從老家到新疆，脫離了父母的視線，哥哥變本加厲，她不知道怎么反抗。直到后來她有了男朋友，提出想離開哥哥，跟男友結婚生活，卻被哥哥拒絕，這讓她感覺自己絕無可能活著走出深淵，于是假意順從，趁機痛下殺手。

邱沨說，如果妹妹知道用法律保護自己，就不會搭上自己的一生。辦結此案后，他提出這個問題：犯罪一定要打擊，可是打擊之后呢？

尋找這個答案，他用了9年時間。

2020年至2021年，邱沨負責盜搶騙類案件。2021年的一起盜竊案，嫌疑人是慣犯，訊問結束時，邱沨補充了一個問題：知不知道一偷再偷只會被警方一抓再抓？

嫌疑人說，他也想好好工作，但是不被社會接納。

“做了傷害社會的事，社會應該馬上就原諒你嗎？你有沒有努力證明自己值得被社會重新接納？”邱沨對嫌疑人說，“只要真心改過，我愿意幫你找工作。”

“后來，我介紹他去一家汽車修理廠打工，管吃管住，有穩定收入。”邱沨笑著說，以前覺得只有破大案才有意義，現在發現辦小案同樣有意義，“打擊只是手段，目的是希望他們重新開始，說不定還能改變一類群體對警察的看法。”

2023年12月31日，邱沨離開刑偵支隊，到烏魯木齊市公安局食品藥品環境犯罪偵查分局任副局長。已經找到答案的邱沨一定會對新人說：“不管案件大小，都要辦實、辦好，這樣才是真的意氣風發。”

一脈傳承帶著新技術追趕前輩的腳步

劉昶進刑偵隊時，朱利只有4歲。19年后，朱利大學畢業，考入烏魯木齊市公安局特警七支隊。2019年，朱利加入烏魯木齊市公安局刑偵支隊，在刑事科學技術研究所電子物證實驗室追趕兩位前輩的腳步。

朱利自然沒法復刻劉昶和邱沨的經歷，還常被他們調侃為“不懂傳統偵查手段的年輕人”。朱利從不否認，但在他看來，電子物證實驗室的工作，自有其難度和意義。

2012年，刑事訴訟法首次明確電子物證的法律效力，各地公安的刑科所陸續建立電子物證實驗室。這一年，朱利到電子物證實驗室任職，主要工作是服務傳統案件偵辦工作，比如檢驗涉案手機、電腦等電子產品，固定其中的涉案內容。

2020年，新型涉網案件高發，電子取證從線下轉到網上。當年11月，朱利參與了一起跨境賭博案件偵查工作。線索顯示嫌疑人在北京，朱利和同事追到北京時，對方已經轉移到石家莊，等他們趕到石家莊，定位又顯示在張家口。連續三天不眠不休，朱利和同事終于在張家口抓獲犯罪嫌疑人。

過去，抓捕工作通常由劉昶和邱沨為代表的刑警負責。可在這類案件中，他們即便繳獲作案用的電子設備，也無法獨自完成后續工作，需要電子物證實驗室配合檢驗分析，擴展線索，共同制定打擊方向。因此，警方開始采用合成作戰機制——收到網絡安全部門推送的涉案軟件信息后，電子物證實驗室先定位嫌疑人，再與偵查部門一起展開抓捕。

“我們要固定案件涉網線索，包括被害人信息、嫌疑人信息，這些都存儲在嫌疑人所使用的服務器上。”朱利說，其實和傳統案件一樣，作案就一定會留痕，不過在新型案件中，這叫“觸網留痕”，留下“網絡指紋”，嫌疑人就逃不了。

2020年成功偵破跨境賭博案件，讓朱利收獲了極大的成就感。他說，詐騙手段之所以花樣翻新，是因為公安在不斷加大打擊力度。面對電信詐騙案件，打擊是必要手段，但預防才是更有效的方法。“在專業范圍內，把力所能及的事情做到極致，就是穿這身警服的意義。”

2023年，全市電信詐騙發案較前兩年明顯減少，正是“打防管控”的成果體現。

時代更迭，劉昶和邱沨擅長的工作方法依然在許多辦案環節發揮關鍵作用，他們嘴上調侃，但深知朱利這樣的年輕人帶著新技術加入，才能填補他們在辦案過程中留下的諸多遺憾。

后記

劉昶說，很多年前，兒子問他，“爸爸，我為啥沒有見過你穿警服，你真是警察嗎？干什么的警察？”

他覺得兒子不理解刑警是什么，也講不清真實的警匪世界到底是什么，于是想了想，回答說：“爸爸是便衣警察。”